青海囊谦嘛呢石刻艺术研究

杨桂香藏人文化网 20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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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曾晓鸿

摘要：嘛呢石刻艺术是藏民族古老而独特的文化承载和表达方式，体现和反映了藏传佛教信徒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宿体。囊谦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特殊，在历史上形成了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所以囊谦嘛呢石具有藏区的共性又赋有本地区的特性。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产生、发展、传承方式、雕刻技艺、表现内容，揭示其文化内涵。

关键词：囊谦，嘛呢石刻，艺术

嘛呢石是藏民族古老而独特的一种文化承载，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嘛呢”是佛经咒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哞”的简称。嘛呢石主要指刻有“嘛呢”真言字样的石头，也泛指刻有佛、塔等造像和其他经文、器物的石头。

嘛呢石诠释了藏族地区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精髓。雕刻嘛呢石就是寻常百姓为达到与神灵、佛祖的交流，获得心灵的安抚，精神的慰藉，减少或消除心中的恐惧、负罪感，从而获得精神、心理的释放，达到精神上的解脱、超脱最简洁、最直接表达的方式。数百年来，相对比较封闭的草原使人们保持着对藏传佛教的极度虔诚，已将雕刻嘛呢作为他们生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视为生命的延续，成为草原上古老而独特的一种文化承载和表达方式，也是藏族支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藏民族生活的地方，就有石刻艺术的存在。

一、囊谦嘛呢石刻文化艺术形成的语境

（一）嘛呢石刻的自然环境

囊谦县地处青海省最南端、青藏高原腹地，与四川、西藏为邻。境内多山多石，海拔在4500—5000米，大陆性季风气候，日温差大，只有冷暖两季，干旱少雨，年平均温度5℃。据考证，早在一万多年前，囊谦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迹像。由于身处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面对高寒缺氧和瞬息万变的恶劣气候环境，缺乏抗拒自然的力量和科学解释自然现象的能力，生活在这里的人类逐渐意识到自然物同人们生活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对每一块石头、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都充满了敬畏之情，并因此形成了对石、山、河、湖等的崇拜和供奉，以求得到庇护和保佑，产生了原始的“自然宗教”——原始苯教。后期，随着发源于西藏古象雄的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一带的雍仲苯教的引入和发展，这种对自然之物的崇拜逐渐融入了宗教色彩，丰富、拓展了人类早期对自然崇拜的形式。在他们的观念里，在具有灵性的石块上雕刻上佛经、心咒、图像是一项非常庄重的敬佛活动，同时也折射出强烈的原始文化气息。而囊谦地区多山多石的地貌特征，为石刻艺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石料资源，成为这种艺术形式得以创造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二）嘛呢石刻的人文环境

囊谦是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南部的卡若文化与北部的卡约文化交汇之区。魏晋时期囊谦属于羌地，唐朝属吐蕃政权辖地。据说，南宋时期，曾任内地某王朝大相的吉普科洛桑布之子，哲哇阿咯携其家眷及部分属民由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折多山一带迁入并建立部落，为纪念祖先的荣耀，遂以“囊谦”作为部落名称（藏文意为“内大相”），之后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取得了玉树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并开始长达600多年、沿传25代的政教合一的世袭统治。作为玉树地区的发祥地，囊谦自古就是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也是闻名遐迩的茶马古道和唐蕃古道上的重镇，在整个康巴地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历史影响。[1]

1、佛教被藏族民众广泛认可和拥护，丰富和拓展了嘛呢石刻的内容。

相传公元433年（第二十八藏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尼泊尔学者洛生措和土来司译师到西藏传播佛教，当时带来的佛法中有观音菩萨心咒六字真言在石头上自然显现。这种外来的佛教艺术内容与本土的原始宗教在信仰的本源上一致，二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给几乎全民信教的当地石刻艺术提供了新的题材。公元7世纪，佛教从中原和尼泊尔进入藏区，并逐渐在民间得到广泛认可，嘛呢石刻开始以藏传佛教特有的文化表现方式为佛教服务。正是因为佛教的传入，使藏地由“部落小国好斗喜杀戮，下分是非善恶滥用刑”、人民“缺少食物深受饥饿之苦，蕃地子民苦难极深重”，逐渐发展到“因信佛法今生来世得安乐，知从为母百姓相安无争斗”[2]。当这种对自然的崇拜行为上升为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普遍信仰时，也就赋予了嘛呢文化发展延续的新的生命力。文化主题内容的变化，也必然导致表现文化的艺术形式的变化和丰富。嘛呢石刻艺术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与历史人物相关联，赋予了当地嘛呢石刻更多的文化内涵。

在囊谦随处可以感受到历史人物或事件与嘛呢石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每一座嘛呢都有一个历史人物故事。例如，文成公主进藏时曾路过囊谦，当地就有关于文成公主与嘛呢石的传说。在桑丁才仁的《简介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届民族文物展览会上展出的几件文献资料》中写道：1989年在嘉玛嘛呢石南北方向发掘出了一个石碑，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嘉玛尔嘛呢的创建与发展过程，其中有“至尊救度母之化身公主，以神奇之法力书下‘六字大明咒’，被桑杰绰加镌刻于三块石上献之”的记述。[3]此外，相传位于娘拉乡多伦多村的赛麦松举嘛呢，与格萨尔王统一岭国有关活动有联系、白扎乡的囊谦嘎嘛呢石堆与囊谦王的活动和推崇有联系……这些同历史人物活动相联系的传说，使民众对历史人物的崇拜敬仰之情同宗教信仰相融合，活化了表现意境，丰富了当地嘛呢石的文化内涵。

3、长期的政教合一体制，推动了当地嘛呢石刻的发展。

从公元11世纪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囊谦地区一直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统治集团为自身利益考虑，在佛教的宣扬上积极创造条件，从寺院兴建、僧侣奉养到佛法弘扬、法律保障等方面，给予极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以自身对佛教的崇拜行为感染和带动群众的信教热情。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极力倡导、推行，使藏区小到民众的一言一行、一物一事，大到山山水水，无不散发着浓郁宗教气息。如以当地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白扎乡囊谦嘎嘛呢石堆，于公元1739年与囊谦王宫同时奠基。据当地史料记载，第十八代囊谦王多杰才旺松，邀请直贡派法王姜公更却丁增着督参加囊谦王宫“囊索庆茂”开工仪式。在开工仪式上，法王慧眼看到现建嘛呢石堆的地方是观世音菩萨修行的地方，囊谦王宫“森加玛”是莲花生大师的宫殿，当时法王说：“如果能在这个地方修建嘛呢石堆，其功德与圣地布达拉并齐”，并刻下一百颗嘛呢石放在那里。从那时开始，历代囊谦王继续扩建，特别是第二十一代囊谦王索南曲培和“扎吴布庆”女儿拉毛巴宗，儿子阿德巴丁俊美和么王更却拉加执政时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扩建，使其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嘛呢石刻的功能与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正如汤惠生、张文华所著的《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所说：嘛呢石堆是由每一次仪轨所需而雕镌的嘛呢石积累而成的，作为每一次使用的嘛呢石具有仪轨的功能；作为堆放的嘛呢石，则具有崇拜物被人崇拜的性质。尽管形式不同，但目的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让神灵禳解灾难，福佑生灵。

二、囊谦嘛呢石的雕刻技艺及传承方式

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囊谦在文化的交流交往上更具包容性、融合性，也因此使得囊谦嘛呢石雕刻及技艺传承方面，有着与藏区其他地方相似、相同的方面。

（一）囊谦嘛呢石雕刻技艺

囊谦地区嘛呢石刻手法多样，灵活多变，有线刻、减地阳刻、浅浮雕、高浮雕、雕刻施彩等，造像突出动态美，着色追求鲜明而强烈的视觉效果。

1、阴刻

阴刻是嘛呢石刻的一种基本刻制技法，主要表现为凹形状，雕凿的文字或图样是凹陷下去的，一般较为细腻，具有秀丽、流畅、挺拔、简洁、朴实、醒目的视觉感官。

2、阳刻

阳刻与阴刻相反，是在石头平面上把表示形体的线留出，刻去其余部分，雕凿的文字或图样在平面上具有较强的立体感，手法灵活多变，具有沉着、浑厚、凝重之效果。

3、浮雕

浮雕分为浅浮雕和高浮雕。浅浮雕雕刻较浅，没有立体层次，主要突出线的韵律。高浮雕则图像突出，将图像周围多余的部分剔除，图形有一定的厚度，形成深邃的空间感和强烈的立体感，达到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这三种雕刻技法囊谦地区的石刻都在使用，根据不同的雕刻内容采用不同的雕刻技艺。阴刻用于雕刻长篇的经文，简洁、快速，字体随意性较大。但主要还是以阳刻和浮雕为主，其技法是凿磨平石头表面，留出所雕刻的形体部分，随后雕出凸起的形象，使其呈半立体状，高出周围石面。这种形式常见于雕刻六字真言和佛像，可以达到“小到方寸，大到尺丈”，甚至半个山体都雕刻着字体和佛像。例如在进入才角寺路口的山体上就雕刻着十分巨大的六字真言，据当地人讲“一字值一马”，意思是每个字的费用可以值一匹马的价值，可见规模之大。再施以象征救苦救难的绿色、避邪消灾的白色、增益福德的黄色、慈悲怀爱的红色、调伏顺从的青色，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力很强，十分壮观，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整体感。

雕刻嘛呢，在技术及刀法上没有固定的章法与程序，因为这些作品不是为了欣赏而产生的，更不是彰显个性的作品。所有作品都是作为信仰性的生活之必需品而制作的，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没有这些器物的存在，就没有生活。[4]所以在雕刻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用一把錾子、一把锤子就能将民众的愿望、企盼、信念牢牢地镌刻在那永不腐烂、永不磨灭的、坚不可摧的石头之上。

（二）谦嘛呢石雕刻的技艺传承

1、家庭和家族内部传承

囊谦地广人稀，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得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单元“不仅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更是教育单位。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渠道之一，家庭教育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家庭是展示的基本平台，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基本场所。[5]嘛呢石刻也正是因为有家庭与家族内部的传承，而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发展，使得这一民间文化繁衍至今。

2、从业人员之间传承

随着藏区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嘛呢石雕刻已从最初的信教群众的自发行为，逐步分化成专业从事嘛呢石雕刻的行业，出现了作坊或工厂。这种分化，一方面使过去单纯因个人信仰而从事雕刻的行为转为一种职业，从业者通过职业化的训练和实践，雕刻技法更加娴熟，有利于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赋予了嘛呢石更多的商品属性，从业者在创作追求上往往过多强调制作速度和视觉感观效果等，工具使用、色彩运用等都融入了大量现代色彩，既丰富和发展了嘛呢雕刻艺术，又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拓展了传统雕刻技艺。

三、囊谦嘛呢石雕刻的内容

嘛呢石刻表现的内容极为丰富，在囊谦地区嘛呢石雕刻内容主要有咒文符号、经文、佛像。

（一）咒文

咒文是嘛呢石刻中运用最广泛的题材。咒文以六字真言为主，中国著名梵文专家季羡林认为，藏传佛教密宗将这六字真言视为一切佛教经典的根源，循环往复不断念诵，即能消灾积德、功德圆满而成佛。[6]另外，梵文还有其他佛、菩萨、明王的咒语。

（二）经文

经文主要以解脱经、平安经、长寿经、忏悔经为主，一般是根据信徒的需求而雕刻，由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出资请人雕刻。

（三）佛像

雕刻的佛像有释迦牟尼像、阿弥陀佛、药师佛、莲花生大师等，这些佛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死后的归宿、来世的命运等密切相联，信徒们认为他们能够给予加持就能得到佛祖的保佑，所以以石刻的形式进行敬奉。

四、囊谦嘛呢石雕刻的价值

囊谦地区嘛呢石不仅记录了该地区信奉苯教的历史，而且承载了当地社会文化演变的历程，同时还是汉藏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对我们研究囊谦地区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汉藏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一）历史价值

在囊谦，不论是在热闹的城镇还是偏远的乡村，人们总是不停地、辛勤地雕刻，在一块块普通的石头上刻着经书、雕着佛像及吉祥图案，使一块块普通的石头变成了具有生命和灵性的神物，以一种更具原始性、永恒性、群众性的形式，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为深入研究囊谦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位于娘拉乡多伦多村的赛麦松举嘛呢，相传，约在十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各部落占地为王，当时弱小的岭国总头领吉邦·容查察更的长子连巴曲嘉在前往郭跃时，被郭跃王然洛顿巴江岑杀害。岭国派兵征服郭跃国之后把郭跃王的公主带回岭国作为胜龙王的妃子并降下九子，其中之一便是格萨尔。格萨尔在夺得岭国王位后，岭国开始迅速崛起，并出现了举世闻名的岭国三十大将。在统一周边国家、征服十八魔国后，以佛法理念治国，天下随即安定。为纪念连巴曲嘉，为他祈祷回国，岭国三十大将用黄金在三十块石头上刻写下了六字大明咒，在现址奠基了赛麦松曲，安放在连巴曲嘉陵墓上。从此不断有人在陵墓上刻放嘛呢石，最终形成了宏大的嘛呢石，也就是现在著名的赛麦松举嘛呢堆。[7]

（二）现实价值

教化信众、凝聚民心。囊谦地区天高路远，经济社会发展迟缓，文化信息闭塞，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以做工相对简单、造价低廉的嘛呢石刻作为藏传佛教文化宣扬和传播的媒介，以一种生动的形象来争取信众、普及佛理、稳定社会，更具形象直观、可读、生动的实践特点，对强化当地民众的群体意识，凝聚人心、推动社会发展、构建共同的道德观念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促进民族内部团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见证历史、增进团结。囊谦嘛呢石是汉藏团结的历史见证者。文成公主进藏所带来的佛教思想和文化，以及这一事件本身，都对当地的社会生产、民俗民风、文化理念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政治推动了宗教及文化的融合，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这种融合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增进汉藏友谊、稳固边疆、促进藏地繁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必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石为媒、推进发展。囊谦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同时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大背景下，发展区域文化产业已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而嘛呢石作为囊谦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底蕴深厚，具有天然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对外交流交融的扩大，也有利于推进包括嘛呢石刻在内的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升华，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共生互动。

（三）精神价值

信仰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还是一种精神劳动。藏传佛教嘛呢石刻艺术本质就是对神灵膜拜、祈求神灵庇佑的精神内涵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藏族信教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在信仰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在物质现实中不能满足的需要，在信仰中得到了自由实现，这种信仰行为不仅使人精力充沛而且使人获得一种信念。他们确信这种力量能更新自己的现实生活及其未来的生活环境。藏民族通过雕刻嘛呢石，表示对幸福的憧憬和对观世音菩萨的崇拜。而难以计数的嘛呢石便是他们殷切期待的记录。但实际上在表达一种信念，也是世代藏族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取向，是一种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融入了他们深深的情怀和精神寄托。

五、囊谦嘛呢石雕刻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嘛呢石是藏民族独有的一种精神物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浓郁的宗教内涵，对于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面临的问题

1、研究保护滞后。囊谦地区基本上村村有石刻，乡乡有嘛呢石堆，很多都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研究参考价值的。但长期以来，受各种条件制约，当地嘛呢石研究和保护还停留在寺院和群众自发管护阶段。笔者在囊谦调研时发现，大多数涉及嘛呢石的素材都是通过当地僧侣、群众口述或散布于寺院、民间零星的文字记述而来；诸多嘛呢石堆基本处于自然维护状态，对比史料上的记载，这些嘛呢石堆的规模和影响力基本都呈现出了缩小或下降趋势。

2、技艺传承发展受限。因地处偏远，囊谦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加之艺人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从业行为主要还是以信仰的自觉为动力，自身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意识。同时，随着对外交融交往增多，当地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嘛呢雕刻，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学习、务工、经商等，而以从业人员之间传承取代家庭或家族传承，成为嘛呢石刻传承主要方式的趋势愈加明显，这一变化必然会带来从业人员技艺、理念的变化。

3、工厂化生产的冲击。随着更多的嘛呢石刻工厂化生产，以及在这种生产下的利益诱惑，艺人从事嘛呢石刻的动机也在发生着变化，有的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缺少了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导致嘛呢石刻粗制滥造，石刻的精神内涵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技艺传承方面的急剧改变。另外，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当下，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逐步带来了加工工具、技艺传承等方面的变革，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嘛呢石雕刻的传统技艺传承，同时也会逐渐改变雕刻嘛呢石的初衷。

（二）建议

1、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囊谦嘛呢石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没有完善有效的保护机制，其发展和延续势必困难。为此，应尽快建立由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管理机制，在对现有嘛呢石堆进行修复保护的同时，一方面，对当地嘛呢石雕刻，从历史、宗教、人物、事件等多个方面，深入挖掘研究文化底蕴，使碎片化的、民间流传的史料更加系统和完善。另一方面，坚持保护和发展相一致，通过实施有效的民族文化展示与传播，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活动等，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开展相应培训。嘛呢石刻是“非专业”石刻艺人心灵、信仰、行为的综合体现，以身口相传作为传承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人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嘛呢石刻传承方式越来越倾向于从业人员之间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更加注重美观和造型，而少了对雕刻嘛呢的认识、理解和感知，缺少了雕刻者“神魂”赋予的嘛呢石，其精神价值必然大打折扣。对嘛呢石刻艺人进行相应培训，能够使其更加系统、更加全面地理解掌握嘛呢雕刻的历史、文化和技艺，增强具体实践中对“形”和“神”的感悟，保持嘛呢石雕刻的原有之义。

囊谦嘛呢石承载着当地文化的发展，是人们对生活的精神记忆，它蕴含的丰富人文价值，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寻求、构建一套既符合藏区实际情况，又有利于嘛呢石艺术传承和发展的有效传承保护机制，对于建立民族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作者简介：杨桂香，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民间艺术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3][7]杨桂香．青海囊谦嘛呢石雕刻技艺现状调查[J]．青藏高原论坛，2015，(2)．

[2]吕春祥，藏传佛教嘛呢石刻艺术的精神内涵及其意义[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9，(4)：130

[4]刘宗悦，工艺文化[M]．徐艺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27．

[5]田丰美，羌族民间传承方式研究——以茂县沟口乡水若村为个案[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6]尕藏加，雪域的宗教（下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786.

原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11月第6期。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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